从某种意义上说，传统中国文化是一个不断孕育楷模、创造英雄、涵化典型、接受榜样的文化。传统中国“大一统”的政治架构，决定了典型宣传作为文化传统的社会治理方式的重要特征与基本走向。

超稳定社会结构文化传统

典型具有道德劝善功能，在社会层面形成了对典型道德价值的广泛认同和践行。伦理本位、德治传统是传统中国社会治理的一大特征，为政以德呈现出“贤人政治”的特色。政治伦理化、伦理政治化，成为传统政治的显著特征和类型特点。这种双向同化、崇尚德治的意识形态构成了超稳定社会结构的三驾马车之一。

中国古代政治德治政治文化传统的形成，受到早期文化起源的自然地理条件、氏族血缘关系、农耕经济形态的自然影响。树立典型楷模、倡导德治传统最早可追溯到上古时期，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等三皇五帝都是道德精神的楷模，他们凭着高超的德行赢得部落认可，首领尊位也是通过禅让的方式得以传承。同时,还受到家国一体的社会政治伦理结构、祖先崇拜、孝悌观念、宗法等级制度的历史影响，最早有文字记载的是甲骨文“德”的记载，甲骨文字形心眼从彳（或从行）、从直，以示遵行正道之意。《诗经》中的风、雅、颂正是关于家庭伦理、宗庙祭祀等伦理道德社会规范的论述。原始文明时期夏、商、周三朝重视德行培育和树立，“伊尹放太甲”的典故记载了伊尹道德圣君的事迹形象，是文字记载的我国最早的典型宣传。西周周公主张“明德慎罚”，奠定了“成康之治”的基础，西周时期形成的敬德保民、明德修身、制礼作乐的德礼政治，成为中国古代德治理论的源流。春秋战国时期，孔子的“仁”的主张、孟子的“性本善”、荀子的“性本恶”、老子的《道德经》、墨家兼爱引领社会主张、法家讲求的诚信守法示范规范的约束，这些观点最大的共同之处就在于人性的可塑性，形成了中国古代德治思想理论体系的初步建构。

秦汉以后，特别是汉代开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儒家伦理型政治强调伦理道德，道德教化、精神感召作用，通过树立道德典型，进行道德劝善与榜样感化，形成“膜拜圣人”“取向君子”的行为取向，这演变为中国传统政治意识形态的一大特色。儒家政治思想主张“为政以德”，道德楷模的最高精神寄托是过往圣贤，只有成为“内圣”楷模，才能做好“外王”治国平天下，道德的正统标准是“三纲、五常”，形成了传统中国典型治理文化基础。

从治理角度看，中国传统社会治理伦理型特征，是传统中国伦理规则与宗法制度紧密结合，形成家国同构的结果，构成了传统中国“超稳定”文化结构和社会结构，使得“德治”“尚贤”成为社会治理和教化的基本方式，这种源于宗法制度的伦理道德，让中国传统文化呈现出伦理化，并深刻影响着中国传统文化的走向及整体面貌。道德教化传递着“典型治理”思想模式，贯穿于中国历史文化发展的全过程，典型宣传是中国传统社会重视道德教化传统方式的惯性延续，特别是基层社会治理呈现出“新德治”特征。某种意义上说，中国近五千年的文明史，也是一部流传千古的“典范史”“榜样史”。那些构成传统中国人精神谱系的典型人物，至今仍然发挥着精神导向、引导社会的作用。

礼乐旌表制度的符号固化

典型宣传的另一个文化源头，是传统中国对于礼乐旌表制度的符号固化。这种制度的本质是国家话语的民间基层表达，是依靠文化传统表达国家意志的重要手段。“典范政治”是传统中国社会控制和调节的重要机制之一，也可以看作是“简约治理”。传统官僚治理中需要的“忠君”意识，社会治理中需要的“孝道”与“义行”，仅仅需要模铸一个个榜样和典型就行，然后通过各种方式，强化对榜样模范的学习，最后实现社会成员行为的规制和统一。这种典范政治的运作过程，一个重要的形式上的符号化支撑，就是旌表规仪。

旌表制度实际上发源于国家大一统的需求，特别是秦统六国，推郡县，各地行政归属中央直接管辖，各地官员旌表激励，彰显皇权恩宠，成为加强国家凝聚力和中央集团控制力的一种有效手段。旌表对象的选择一般是践行弘扬仁、义、忠、孝、节、廉等传统中国社会道德的楷模，旌表制度形式一般是通过树立如匾额、碑石、牌坊等物化标志并对其进行表彰和教化，可以赐以米、金银、布帛绸缎等实物给予表彰，也可赐予“义门”“贞德”“孝义”等名号。旌表制度自秦汉开始，历朝历代不断发展，隋唐时期继续完善，两宋以后逐步定型完善。传统的中国旌表制度已经发展成一整套固定的规则。对受旌表对象身份鉴别、条件、荐举人的权限、上报公文的格式、审批的程序，以及审查制度等都有明确的规定。

传统社会差序格局式的关系网络和熟人社会样态，也是旌表制度得以发展的重要原因。用费孝通先生的概括，传统的熟人社会中,人们之间熟悉到“可以用脚步声来辨别来者是谁”的程度,在这样的熟人社会中，一旦民众的思想和行为与传统伦理纲常有了背离与脱轨，不仅会受到乡间舆论的批判，而且也会受到宗族制度的惩罚而被家族所抛弃，死后也进不了庙堂，这实际上成为一种道德与礼规的双重规制。

大多数旌表物化形式以建造牌坊为主,在物化形式背后，承载的内容是封建礼教等主流意识形态,使民众在对旌表的追求中内化统治者的价值观念,从而转化为具体的行动。这是一种凝固的榜样精神,旨在彰显皇恩、推广德行、教化乡里，可以使被旌表者流芳百世、光宗耀祖,同时,它又展现了封建统治者对社会教化建立的一个道德回馈机制，通过在基层社会中树立孝子、贤人、节妇等各种楷模,弘扬孝梯仁义、忠君讲节、行善积德,教育引导民众遵循“三纲五常”等封建礼教。旌表制度本质上是历代王朝对社会教化的一种激励制度。在官方的不断完善推动下强化，加深了社会对礼乐教化的理解和认同，同时也促使民众的思想与行为得到规范与引导，传统国家的权威得以融入到基层社会。

本质上说，中国传统社会中,旌表制度体现的是荣誉制定与分配的皇权性垄断，是皇帝恩威并施的治理方式之一，也是国家权力话语在民间的基层表达。通过旌表这一权威评价活动,使民众在“物化的荣光”中产生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封建王权又有机融入到乡村基层，达到对基层的渗透与控制。

“家天下”威权体系政治渗透

中国传统文化社会结构的大一统格局的演进长达2000年，形成了超稳定结构。从国家形态上来看，秦以后行郡县，推行“编户齐民”户籍制度，始天子领有万民,天下一统。从政治运行机制看，乡里成为最基层的地方行政组织，皇权与官僚、国家与地方的衔接与沟通，离不开意识形态方面的建构，自秦汉以来，逐渐形成了以儒家学说为主体，以家庭为核心，宗法制度等衔接的一整套伦理制度。这实际上形成了儒家“家天下”单中心稳态政治，仁义其外，专制其内。

“家天下”威权政治的核心价值顶端是君权，也即龙权（皇帝）权威，这是支撑威权危机颠覆重建循坏的密码,形成了“家天下伦理治国”特征，并以此为核心一直辐射到家庭组织之中，体现的是尊卑有序、上下有别的政治伦理与社会伦理，从而支撑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有序运转，这是传统中国形成超稳定社会的重要文化源流。从社会治理结构上看，中国“中心—边陲”特殊二元社会结构，需要依靠树典型来进行社会控制与社会整合。皇权需要与基层官僚体系一起协同，通过特定的方式调动社会成员参与其中，才能对广大基层社会进行有效治理。

在这种悖反式的矛盾关系中，通过为基层社会树立典型模范，彰显皇权恩威和宗法伦理意识形态，实现了皇权与基层官僚以及乡村社会系统治理藕合作用，反映出家天下封建威权体制对基层社会的全面融合与渗透。

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 王辉森